市场的发展伴随着市民社会的产生和成长。
的确，新闻媒体同样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存在与司法领域相同的腐败问题，因此，新闻媒体自身的道德淳化和自律是正当监督的前提条件和保障。有效的监督会使行为人感到一种外部约束和压力。
新闻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实质是民众的民主参与。这样一来，法官的独立裁判与新闻传媒的监督就有可能形成一种紧张或冲突关系。在审判过程中一般也不宜直接采访审判人员，要求审判人员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发表意见。不能自由报道，就有可能受制于人，也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新闻监督。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以其对司法腐败的有力揭露而在国内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是该栏目占有高收视率的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新闻对审判过程和结果的评论应当谨慎。现在常常可以见到传媒对案件进行法庭直播的情况。由于从来沒有人从他们的说词中揪住他们，也沒人有勇气要求他们兑现说词，这种做法往往引发统治者的震惊与愤怒。
程序公开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媒体的质疑，今天，因为被害人的出现使纸包不住火，我们才看到了这起冤案的祥细报道。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9）刑一终字第1号的《刑事裁定书》中，对案件作出了这样的终审结论： 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案件判决执行后，本案的被害人石小荣早在1993年 复活，并且经历了到派出所上户口、办身份证、改名石晓荣、两次结婚、再次生育一孩、贩毒被劳教等一系列事情，至少要过公安、民政、劳教委、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等多个关口。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全国人大迟迟没有批准加入，但签署已经表明我们具有同意其内容的基本立场。
这种方式在于一种坚持不懈的努力：揪住那些打著宣言幌子玩弄辞藻的人，要求他们打破空洞腔调，落实承诺。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光是新闻发布会上的严历驳斥，也不光是白皮书上向全世界的郑重宣告，对老百姓而言，人权体现在基本的人性，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中。
湖南高院是1989年 1月19日作出终审裁定的，而该份《申诉状》于1989年1月 24日由当年的辩护人滕野紧急送达湖南省高院，强烈要求 枪下留人。对滕兴善一案，如果办案过程司法机关有向媒体的持续的新闻发布。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我们可以统称为被追诉者，在裁判之前，他们可能犯了罪，最后也可能正式被定罪判刑，但是他们仍然是公民，有些公民权利要因为诉讼程序而受到限制，但科学的诉讼法也为他们规定了其他普通公民所没有的权利，如辩护权、律师帮助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等等。人权不光是解决温饱问题，也许我们大多数人吃饱了饭，但是吃饱了以后，如果有人被在收容所打死，有人被一群执法者封住喊冤的嘴所错杀，我们同样是生活在猪圈中。
另有一种方式，更危险却更有效。冤案的发生，首先是因为严重侵被告人的人权。在滕兴善冤案中，我们不用去等待进一步的关于刑讯逼供的调查，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之下，我们也不好说某一个人犯有刑讯逼供的罪行，但是一定存在刑讯逼供。被追诉者的权利是一个国家文明与人权状况的标志，可对被冤杀的滕兴善而言，其人权却被无情地地践踏，刑场上最后的喊冤的声音被淹没在当地司法机关和湖南省高院邀功请赏的政治正确的声音中。
我们不会忘记佘祥林案件，自己沉冤之后，是兄弟和作证的村民被抓、母亲被关押9个月后屈死，有些公仆对待申诉的态度是如此的霸道和蛮横，他们就象摸不得的老虎屁股，不仅冷漠，申诉者还有被这些人以法律和稳定的名义打击、迫害的危险。它唯一的目的在于掩盖惨不忍睹的现实。
我们需要总理面对艾滋遗孤的眼泪，也需要孙志刚死后良知学者们的上书。这些公约把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公民的表达权（当然包括申诉权）、新闻自由的权利作为不可保留条款中的基本人权，可是这些权利为什么实现起来这么艰难。
在他们的心中，村民到底算什么，面对这样重大的案件和那么多人的质疑和案件本身存在的重大疑点，连暂停执行进行复查这个基本的形式都没有，更不用说认真地对待申诉的理由。我们的口号是：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胡适：《人权与约法》，《人权论集》，第12页，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我们已经加入《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本身是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一种形式。70多年前，胡适曾经呼吁：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需要中山先生说的规定人民之权利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的一个约法。如果说在另有真凶出现的冤案中，还可以让有关机关以真凶的虚假招供为由进行掩盖、还可为某些冤案制造者拒不纠错提供一根救命稻草的话，死而复生却让制造冤案的事实与真相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残酷地撕破了靠违法办案、侵犯人权也能办成铁案的谎言。
但是，在很多案件中，媒体没有尽责。滕兴善一案，完全可以早在10年以前就得以纠正。
对于这种政体而言，这些宣言不过是某种正式礼仪的一层华丽外观。）今天，为了人最基本的尊严，为了不再制造新的冤魂，我们同样呼吁：进一步在宪法和法律中将已经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款立法化。
一方面是有些权利并没有立法化，如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及其派生的沉默权、民间化的新闻自由权等。媒体对村民们的申诉予以及时披露，冤案也同样不会到今天才发现，冤案就能得到及时的质疑和制止，甚至于根本就不会发生。
1987年12月 6日，当地公安机关将滕兴善收容审查到同年 12月13日，滕兴善被一审判处死刑，经历了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死刑复核、执行监督等环节。在滕兴善一案中，滕兴善的亲友和周围的村民们也作了最后的努力。这样的案件中是否有刑讯逼供，是不言自明的。面对哈维尔对世界上有些专制政府的指责，我们也同样应当反思。
一起冤案，正是冤案制造的时间和地方的人民的生存状况、人权状况的活生生的写照。应当鼓励法官提供牵涉到公共事务的案件的判决书的简写本或者以其他形式向媒体提供信息。
1994年《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在《实施的策略》部分第1条指出，法官应当接受有关处理媒体事务的规定。民众的提出的证据和辩解，要求慎重处理的血泪呼喊，被当做草民的滥诉和胡搅蛮缠。
因为人命关天，杀人者罪可杀头，任何一个有一点智力的人面对杀人罪的指控，都会有辩解和反抗，没有棰楚之下的野蛮和残忍，谁会主动交待自己杀人？可是我们看到的又是按照司法机关的意图、被描述得活灵活现杀人过程。20几天前（5月24），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应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酷乐支会堂（ Coolidge Auditorium）作了《皇帝沒穿衣服》的演讲，他说：当代只有几份文献能像美国独立宣言那样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冤案发生中，被侵犯得最多的权利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这一权利尽管在我国还没有立法明文规定，但我国立法只少规定了由此派生出来的不受刑讯逼供的权利。上诉人滕兴善对杀人、碎尸的犯罪事实是其主动交代的，并能与科学检验、鉴定结论相符，且提取了部分物证证实，其上诉提出‘没有杀人，以前的交代是乱讲的的理由经查与事实不符。有人说，他在刑场还喊冤呢……辩护人于1月24日到达长沙递交这份有100多人签名的申诉状，28日居然就已经执行了死刑，看来这份被村民们寄予最后希望的申诉状，在湖南省高院法官的眼里，只是一张不屑一顾的纸第67条第18项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最可怕的是，如果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一旦决定错误，谁来为此承担责任？以它们的民意代表性，能否承担得了？所以，笔者认为，应当规定由全国人大或者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决定非和平方式的采取，而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来组织实施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这才是合宪并合理的。同时，该条规定，是否发动战争，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来决定。
该条中多次提到了中国，那么，这里的中国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国家实体的概念？笔者注意到，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第9自然段明确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况且，虽然人大不是经常运行的，但是作为其常设机构的人大常委会总不至于反应如此之慢吧。
既然是一个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如此重大的事情，显然，应当由最具有民意基础的人大来决定。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